以1994年德国海德堡/曼海姆学派Dietrich Busse和Wolfgang Teubert提出“话语应当被确立为语言学研究对象”为起点，德语语言学领域经过25年发展，逐步形成有别于批评性话语分析(CDA)的另一种话语研究取向——语言学话语分析(Linguistische Diskursanalyse，简称LDA)。目前，LDA在德语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基于福柯话语思想和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立足于语言学课题展开历时性的话语语义学研究，以解构某一时代的社会集体性知识作为研究目标，形成以“弱化批评、强化论证”为主要方法论特色的多层面分析模式(李彬，2014)。本文将对LDA的研究发展路径进行梳理，系统阐述其研究导向的确立、话语观和分析方法的特色及方法论整合的经验，探讨其多层面分析模式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历史语义研究导向的确立

LDA在创立初期被称为历史话语语义学(Historische Diskurssemantik)，它脱胎于以德国Koselleck为代表的历史语义学即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研究。概念史的核心观点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历史是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的(方维规，2009:4)。这种研究范式塑造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德语语言学界对语义学研究的历史视角。

随着概念史研究引发的学术争议，德语语言学界开始同关键概念的研究保持距离，认为概念史研究的最大局限是没有充分接受和考量语言的建构功能，过于强调概念的指称和表征功能(Busse，1987)。首先，单一的概念之词语不能独立构建现实，而必须是在话语事件的语境中实施构建；其次，如果每一个“概念”都可以自成一个历史的话语，那么若干概念之间因其彼此的邻近性与相似性关系就可以进一步产生话语网络；最后，概念的使用无法脱离语言环境和说话人的作用，因此，即便是概念史研究也必须关照语境，将各种话语策略纳入社会语境。综上所述，研究视角应当从词语群扩展为语义群，概念史应当走向话语史，历史语义学需要融合话语分析。

由此，德语语言学界一方面不再局限于“基本概念”，试图运用“话语史”的研究范式纠正概念史研究的偏颇，恢复“概念”应当具有的社会交际功能；另一方面延续了前者“描写性分析”的传统，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作为获取集体性知识的主要途径。为了符合历史语义导向研究的需要,回归语言学的学科本位，“话语”概念也在语言学维度上被重新定义。海德堡学派Busse(2003:182)主张探究篇章的“语义深层结构”，将话语定义为“一定数量的具有主题相关性的篇章总和”，这些篇章显示出语义层面上的互文关系并由此形成语料库。杜塞尔多夫学派Jung(1996:461-463)则将话语理解为“主题上相关联的陈述之间关系的总和”，主张在跨篇章层面勾勒出归属同一话语的陈述群。以上研究表明，德语语言学对话语的定义着眼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具有语义层面的话题关联性；二是具有结构上的可界定性。总体而言，LDA的核心任务是从结构维度描述语言现象在话语中的分布及其意义生成和知识建构功能。

语言学话语观和论证分析特色的形成

从2000年开始，LDA作为研究流派的命名得以确立，通过梳理和借鉴福柯话语思想和哈贝马斯话语理论进一步明晰了作为具有论证特色的知识分析的定位，同时还明确了其与CDA的界限(Bluhm et al., 2000; Wengeler, 2003; Konerding, 2005; Warnke, 2007)。

LDA流派对福柯话语思想的吸收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传承了福柯前期“知识考古学”中关于话语和知识关系的基本理念，即特定的话语实践产生以陈述为范围的关于特定对象的知识，反之“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福柯，2003:203)，因此主张对知识进行话语分析式的深层发掘并对其结构进行描写。第二是批判吸纳福柯后期“权力谱系学”中关于权力对于知识和话语的预设地位和支配作用的观点，主张重新审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关系，认为权力与知识通过话语(发挥的策略性功能)得以连接，双方互为条件(不存在同一性)、相伴相生、互相促进。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动理论提出的话语伦理学(Diskursethik，也译为商谈伦理学)对LDA也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交往行动实质上就是主体间通过互动的言语行为来达成彼此间的理解与共识，主体的地位和创造性得以凸显。其次，哈贝马斯主张用“理想的言说情景”(Ideale Sprechsituation)来解决公共领域呈现的现代性危机，这一途径可被概括为所有相关者参与的、对话式的、理性的论证过程(李彬，2014:18)。由此，话语被视为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在“理想言说情境”下自由辩驳论证的理性商谈过程。这种话语观被LDA所接纳并用于批判福柯话语思想中的消极主体观，形成了“弱化批评、强化论证”的方法论特色和“推动互动商讨以化解冲突”的实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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